#1 事件概要
我是一名参加并研究东京、首尔城市不稳定無產阶级运动（Urban precariat movement）的研究员兼行動者。（以下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段落中称为“D”。）1
2018年11月22日，我参加了由三个运动团体在东京某公园共同举办的电影节。那是我平时经常共同参加的场合，同時那次也是受邀为無家者組織「沉睡的会议（The sleeping assembly）」進行翻译而前往参加。然而，在活动开始前，我被要求离场。原因是，当时韩国「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本次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成員A表示我令他感到不安，我的在场让他难以正常展開本次活动，因此透过当地主办单位之一東京「反奥林匹克会」要求我离场。2 事后我经确认了解到，让我离场的原因是我曾参加了2017年在首尔举办的国际串聯活动「Nolimit首尔」。（对此，我将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说明。）
事后，我发文要求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对当日事件给出解释并道歉。特别要求其说明「参加『Nolimit首尔』为何成为不能参加公开活动的理由。即使这个理由合理，又为什么只有我被排除在活动之外。」（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成员曾在韩国多个社運活动现场，与多个创建並参加「Nolimit首尔」的团体及个人见面并合作。至少未曾听说有人因此而被要求离场。）
然而，我在发文一个半月后收到了回复。回复中，并未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也未予以道歉。回复内容模糊不清，内容大致如下。(全文在後面。)
我方同事A自去日本之前就因是否会遇到Nolimit相关加害者而感到不安，而在活动现场恰逢您，因此感到极度不安、痛苦。在那种情况下，为了保护我方同事，限制参加人范围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我们来说，保护同事高于一切。您曾带头推进了「Nolimit首尔」的活动之一，而且至今「Nolimit首尔」问题还未解决。我方再次强调，我们将迎面而上，决不向強暴文化和父權結構妥协。
需要说明的是，A和我互不相识，无任何私人关系。3 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A看到我会感到不安、痛苦。当然，不安的情绪是没有任何逻辑依据的。假如说因为有人因我感到不安，必须要求我离场，那至少在事后应该向我说明情况并寻求谅解，必要时还应道歉。但对方不仅未就当时的事情进行说明、道歉，而且还夸张地把我说成了“強暴文化和父權結構”的同谋，而且还表示以后也会对我采取同样的措施。收到这样的回信之后，我感到自己受到极大侮辱的同时，也深感恐惧。我不明白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为何会对我个人如此敌视。另外，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活动空间/领域/范围在很多方面与我重合，所以这实质上等同于把我置于一個隔絕的境地，无法像之前那样参加很多活动。
当我在「透过公共舆论处理本次事件来保护自己」和「公开后我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之间犹豫不决、深感不安的时候，有位人士表示愿意帮我们调解，让我们双方能见面沟通，所以我便请该人士帮忙调解。在听到貌似把我指认为加害人的宣言的事态下，这是我唯一能尝试的方法。然而在等待了2个多月之后，我收到了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拒绝调解的答复。
#2 舆论化的理由
在东京的电影节现场，我问与A同行的韩国行動者（男性），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其实不是D有错，而是D和A在对OO（曾参加<Nolimit首尔>的东京某团体）的问题意识方面存在较大的意识差异。韩国或日本憎恶女性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之后就未说下去。日韩憎恶少数族群的问题极其严重，包括憎恶女性在内，且在运动内部也存在这类问题（无意识或潜意识地）。因此，与产生这种憎恶的社会斗争、清楚意識到运动内部也會發生憎恨少數族群的问题并提出异议等做法，是尤为重要的。但是，那就应该在那一瞬间把我定义为憎恶女性的人吗？假如某个运动团体认为某些人与自己想法、方式不同，並在与这些人没有任何交流沟通的过程時，就将其定义为憎恶女性者或強暴文化的一部分，并排除在运动活动之外，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还能称得上是社會运动吗？我在参加<Nolimit首尔>的时候对OO一无所知，也并未就此与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或A交流过。对方是如何得知“与对方从未有过对话的我对OO持有何种看法”的呢，这点只能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虽然，我现在是向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发出质疑，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面對的到底是谁。前文我已经说到，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相关人士与我在各種日韩联合活动中相关联。目前，我已不能在这些场所正常开展活动。有些人无任何具体理由和说明便把我认定为加害人并排除在活动之外，还有些人基於其和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信赖基础上，认为我一定有因為某种原因令A感到不安而限制我参加（即，不论哪种方式，反正我是伤害了他），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我可能是明知A會来还故意去现场制造问题。因为会见到或可能见到这些人，我感到害怕、艰难，讓我已无法正常开展活动。这种排除在外的方式并不是针对所有<Nolimit首尔>参加者，所以就连参加过<Nolimit首尔>的人也问我是否有其他原因。我现在面临的处境是，我需要证明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事，然而我不知道我应该向谁做出何种程度的证明。我可能会不断面临被排除在其他活动范围的情况，因此我目前其實已经终止了曾不断参加、合作的活动。
我已经在各地受了精神、心理上的排挤。我遇到他们时，无法假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不能说我没事。在过去5个月里，我不能正常开展我日常应做的工作，我害怕我被各种活动边缘化，日日夜夜难以入睡。我曾想努力告诉自己没关系，你可以忘掉这件事，但每到想参加活动的时候就会被侮辱、羞耻、委屈等感情所笼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运动要以践踏运动范围内其他人的尊严的方式展开。
回到電影放映會的事件過程，如果说「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為了其工作人员的不安和身体折磨，把我指认为他的痛苦的加害者的话，那么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应按照正式流程，用我能理解的明确方式指出我的错误以及我对她做了什么伤害性的行为。毫无缘由突然把我排除在活动之外的行为，只能說是一個邊界模糊的團體施加在單一個人（我）身上的暴力性惩罚。如果當時，是因為事發突然感到不知所措、選擇了優先處理自己團隊人員的不安，因此在没有正当充分根据就把我指定为加害者的情况下，那么应承认「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这只能衍生出对另一个个体的伤害」並承诺不会再出现类似事件。如果不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是为了合理化当时的事件而勉强把我指认为加害者。
我考虑了很多之后，决定用更长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我把事件公共舆论化，不是为了制造阵营來敌视某个团体。一直以来，我都是支持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活动的，现在提出这次事件中的问题也不是为了否定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以往的活动成果。然而，再伟大的运动終究都是人去组织推进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应该在随时都可能做出错误判断的前提下不断反省，抚慰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某个个体造成的伤害，这样去形成运动的创新点。即使因某种后遗症和伤疤而无法立即开启对话，那也应该停止衍生与当前事件类似的无原则伤害的行为，也不要再製造更多類似的創傷。
以下文章，我將在我掌握的事件基础上，梳理為何我认为电影节上对我采取的措施是不合理的原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实真相质疑，我尽可能详细叙述。
1、关于2017年<Nolimit首尔>及相关问题
2017年9月在韩国举办了<Nolimit首尔>。当时活动的主旨在于聚集东亚地区自治空间及相关人士。我是在2017年4月左右，听说了认识的中国行動者们要去韓國参加<Nolimit首尔>的事情，而得知这次活动，之后我本着希望住在中国的行動者能够与韩国交流对接的想法，与准备<Nolimit首尔>的首尔事务局建立了联系。
提出質疑者分别于8月2日、26日两次在SNS上分享了批判<Nolimit首尔>的文章。
第一次提出质疑的内容是，批判以2016年创建<Nolimit东京>的东京OO地区为中心的网络上出现的「性別歧視」发言及使其变成现实的文化。（具体内容是，讨论如何创办基金的过程中，有人问「做个亚洲牛郎店或者Girls Bar怎么样」，对此虽然提出了质疑，但未得到真诚的回应）
第二篇文章是，对最初在对话群中提出质疑者（日本行動者们）的任何对话邀请或搭讪均属于加害行为，因此要求停止这种行为。
很多在韩国的活动者的人（在許多層面上与社會运动、独立文化相关的人们），在看了这两篇文章後，都决定不参加<Nolimit首尔>。然而，我當時是透过中国而非日本的網絡得知<Nolimit首尔>，並一直透過首尔事务局交流的我，只考虑了「將对OO的批判延伸到拒绝参加韩国<Nolimit首尔>的行为」是否合理。
(1) 当时，首尔正在筹划的<Nolimit首尔>是一个范围广、领域宽的各界人士串聯活動，並非只跟OO有關。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地区的行動者为了相聚首尔而耗费的精力、时间、费用暂且不提，當時提出、解决问题的努力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和权限的不对等，对于特定地区的人们是不合理的，而且也与该活动的主旨背道而驰。（提出问题主要是在日本和韩国圈内，提出问题的文章也只有日语和韩语版本，所以日韩以外其他国家的大多参加者都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或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参加了这个活动。）另外，<Nolimit首尔>的首尔事务局很重视这些批判性内容，还为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而准备了讨论会和应对措施。4
(2) 另外，当时我对OO一无所知，但只要有与活动相关的问题，我就觉得有必要与（不知道这些事实）而参加活动的人们共享问题意识并一起研究讨论。
也就是说，我既非實際身處韩国运动圈，也不是透過中日網絡、而是透过中韩网絡而得知<Nolimit首尔>的情况下，我打算寻找一個我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來參與這次被提出的問題，因此在<Nolimit首尔>活动中开始准备一場提出並讨论问题的讨论会。期间，一位加入提出质疑群體（以下称批判团体）的熟人K私下与我保持联系，所以我向他转达了上述讨论会的主旨内容。与我一同准备讨论会的另一个朋友也向批判团体的另一个成员说明了我们是出于何种目的想参加<Nolimit首尔>，讨论会后也与批判团队达成一致，决定参加筹划中的本次活动，再进一步沟通交流。我向K说明了召开本次讨论会的目的之后，他表示同意。与和我一起准备讨论会的朋友、批判团体的另一个成员R讨论过程中，双方也表示，开讨论会不属于加害行为，或者日后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讨论会后，我的朋友收到了R的通报，表示团体成员不参加正在筹划的活动。我在<Nolimit首尔>日程结束后，私下给A（发了一次）消息，想尝试与其沟通，但受到「正在抵制<Nolimit首尔>」的拒绝答复，之后在脸书等也被屏蔽。
当时批判<Nolimit首尔>的批判团体虽然上传了两篇文章，但批判内容都是关于OO的，从未正式宣言要抵制在首尔举办的<Nolimit首尔>。然而活动结束后，批判团体部分成员与我们保持联系，还有一部分成员与我们断绝了联系。同時，与我们断绝联系的人卻并非与所有<Nolimit首尔>参加者都断绝联系。虽然感到不快，也无法理解各种理由，但我不知道这种状况是批判团体的正式立场还是某个人的怨恨所致。如果是后者，那么在不知道对谁以何种标准宣泄怒火的情况下拒绝对话，是属于个人断绝交流的方式，而非政治意向的表达。
2、发给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要求说明事由文，并提出问题疑点
过了一年半之后，我在东京电影节现场，因曾参加<Nolimit首尔>为由被要求离场。然而，要求我离场的A不仅在一些與<Nolimit首尔>首尔筹备组合作的运动现场上活动，而且也參加了一場在首尔<京义线公共用地>舉辦的、內容與东京相同的电影节，而<京义线公共用地>也是一個當年曾与<Nolimit首尔>合作并提供活动空间的团体。也就是说，在<Nolimit首尔>之后，A在多个场合与<Nolimit首尔>活动参与者碰面并合作，可是却在东京电影节上以<Nolimit首尔>参加者的理由把我这个个体排除活动之外。对此，我向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方发出了如下问题和要求道歉的公文。
我觉得当时现场的事情就是令人无法忽视的暴力行为，对此我对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正式提出了如下要求。
第一，请说明现场发生的事情是否属于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官方立场、决定，还是A个人一时冲动所为。假如是个人行为，那么请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表明对她这种行为的官方立场，同时要求对当时无视、放任不管的态度向我道歉。
第二，我不能理解我参加<Nolimit首尔>为什么会成为我被排除在其他活动之外的理由。而且上传批判OO的“匿名的多数”从未发表抵制<Nolimit首尔>的正式宣言。批判者并非与<Nolimit首尔>所有参加者断绝联系。据我所知，在韩国很多活动现场遇到的<Nolimit首尔>参加者从未被像我这样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贵方说明到底是出于何种理由要求我离场的。
第三，（注：这一点主要是与当时日本行動者们的对话相关，之后经确认发现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也如此转达了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方。 ）5
当时在现场，A对主办方说，有我在的地方她什么都做不了，也不想做。A是受邀到现场的主要发话嘉宾，而不是普通参加者，所以这对主办方绝对是不小的压力。为了活动正常进行，主办方（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只能要求我立场，我提出抗议，对方便表示请我自己决定。我在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活动现场不顾侮辱和困惑，活动延迟了三十多分钟，弄不好可能因为我导致活动取消，因此我只能选择放弃个人尊严。（我要求，在我不说话、不提问的前提下，让我留在现场）现在这件事在山野（注：我曾活动的另一个日本活动现场）内部也成为了一个议论話題。对在韩国发生的事没有任何连贯性的个人情感、判断，就被带到另一个活动现场，並在现场利用个人拥有的权力向所有其他人施压，做出可能导致现场活动取消的行为。对此我要求给予真诚的道歉。
第四，现场其他同事说我被排斥的原因在于，「在韩对OO的错误行为（性別歧視/帝国主义）批判方面，D为了改善与OO的关系，而参加了活动。A无法容忍D的这种行为。」这完全是曲解，对于为何参加<Nolimit首尔>，去年我透过「匿名的多数」中的一名成员多次向<Nolimit首尔>批判团体转达。对于这一部分，A如同事实一般肆意传播歪曲内容，损害我的个人名誉，对此要求道歉。6
第五，要求承认当时现场发生的事属于对我造成严重伤害的人权侵犯、损害名誉、暴力，并对此道歉。
3、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答复
发文一个半月后我收到了以下回信。
回信复制粘贴如下。（原文人名成为A、B，为了便于本文通篇阅读，我改为D、A。D为我自己。）
現在，我將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答复公開於此的理由是，
-第一，该答复是以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这一团体的立场发来的，同时属于他们的运动方向性宣言。
-第二，我判断，答复内容对我属于更进一步的暴力行为。
-第三，不顾答复内容的打击，我再次尝试开启对话（调解仲裁），并等待了2个多月，但最终被拒绝，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以多种形式与对此关注的相关人士探讨，共享。
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是一个界限模糊的团体。但因为有携手活动的成员们，所以比起活动的目的、名分，尊重并保护成员是首要的。我方认为首先保护他们才是符合我方一致认同的价值理念。我方认为与于強暴文化和各种形式的父權結構权力抗争是我们所有活动的基本态度。
当日活动虽然是公开活动，但也是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活动。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成员，因為出現明显存在矛盾关系的人参加本次活动，而难以继续开展活动的状态下，是绝对可以限制参加范围的。
当时，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成员A在去日本之前，就极度忧虑害怕遇到Nolimit相关加害者。因为A虽然只分享了抵制Nolimit的文章，但还是遭受了网络暴力攻击。最初提出问题的人遭受痛苦，不得不离开日本，之后目睹了其他活动成员不得不服用精神安定剂、接受精神治疗的情形。然而，主办Nolimit活动之一的D的出现令A惶恐不安，冒冷汗到难以站立，感到腹痛，自己捶打全身，只能倚靠在与D有一段距离的某个角落的椅子处。关于Nolimit当时D的行为，A向日本主办方说明并告知，感覺很痛苦，无法与D在同一空间开展活动。对此，忧虑A的日本合作主办方经研究决定要求隔离D。
产生矛盾的Nolimit活动的性骚扰言论和集团暴力问题已经过去很久，但依旧未得到解决，被害人依旧难以回到本国。提出问题者和合作人们的情况也毫无改善。这种状态下，如同问题矛盾已得到解决一样，掩盖问题，这与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志向不相符。当时提出问题的人及合作人们目前也在寻找重新唤起大众注意的方法，告诉大众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不仅仅是问题本身，而且即使出现其他更严重、重要的矛盾，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也不会回避问题，会全力以赴，有责任地直面问题。
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以往的活动、未来的活动都将直面现实问题、矛盾、裂痕，以不放弃、坚持不懈解决问题的态度为基础不断向前。这种态度不仅在国家、社会应该保持，而且在较小的公共领域也应保持不变，只有保持这种一惯性才能为我们的活动增添合理性。我方认为，掩盖现有矛盾，圆滑统一世界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不断提出问题。让我们的运动更有力，朝着更宽的领域扩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失去批判、反省的力量。再次强调，我们不会向所有领域泛滥的強暴文化和各种形式的父權結構权力妥协。
2019. 1. 13
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
4、关于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答复
来自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答复中，除了表示当时发生的事情属于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这一团体的决定之外，没有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作答。答复主要有两层含义。
- A在来日本前就开始担心遇到<Nolimit首尔>相关加害者。A在现场看到我后感到不安，甚至到了痛苦的程度。当时的活动虽然是公开活动，但也是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活动，因此在有与自己成员存在矛盾关系的参加者的情况下，决定可以限制「参加范围」。
- 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不会向所有领域泛滥的強暴文化和各种形式的父權結構权力妥协。
关于（1）： 首先我对A的状况深表遗憾。期望她早日康复。然而，保护处于不安状态的成员和无条件接纳成员要求是不同的两件事。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方所说的「矛盾」的意思，好像就是我主办了<Nolimit首尔>的活动之一，对此我不明白这从哪个角度来说是对A的伤害。也就是说，假如把我特定为「Nolimit相关加害者」的话，那么我不知道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对此，请参考以下第五点内容。）当然，即使没有有逻辑性的理由也可能被不安所折磨。但如果看到未对自己做出任何伤害行为的某个个人就感到身心痛苦的话，那么是否应该让他人代替参加活动，让A进行合理的治疗和休息呢？而且如果从参加活动之前就开始担心遇到<Nolimit首尔>参与者的话，那么也可以制定采取非公开的形式开展本次活动等应对方案。当时的活动不仅是公开活动，而且还是在我一直参与的现场开展的活动，我是活动另一主办方（「沉睡的会议」）要求参加的。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在使用「限制参与范围」的词语的同时还使用了「隔离」这一词语，但是隔离绝不是中性词。把什么从哪里如何隔离，这是个严峻的政治性问题。在保护自己团队感到不安的成员这一名分下，一个活动团体在没有任何具体原因的情况下把某个人从公开性活动现场隔离，这难道不是以家族主义、集团主义态度为基础的排斥吗？
关于（2）：与所有领域泛滥的強暴文化和各种形式的父權結構权力抗争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表示支持。然而，为什么在对我提出问题的答复中加入这种与我问题毫无关系的宣言呢？ 无视我要求道歉的部分，而是回复了这种内容，从文章脉络上看，在暗示我就是強暴文化和父權結構权力的同谋，是应该抗争的对象（所以不能道歉）。在20-40岁期间，我是从事教师行业的。其中还曾在男子中学任教。我觉得，韩国社会一般女性可能经历的所有性物化和性別歧視我都经历过。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所以我只能独自与不分男女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关于穿着與行为的每句话抗争，甚至还曾以早退的方式作出抗議。当面听到侮辱性言语也是经常的事。性物化的问题也曾在教室里出现。对于韩国社会的性別歧視、性物化、強暴文化有多严峻、多么根深蒂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都是感同身受。而且我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与这些问题抗争。未来我也会继续抗争下去。然而从未与我一起活动、从未交流过的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会员们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以什么资格评论我，把我指定为強暴文化、父權結構的一部分，认为限制我参加是理所应当的呢？为了在参加的活动中不被突然指认为「加害者」，不遭受限制参加活动的侮辱，我需要向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会员们证明我不是強暴文化和父權結構的支持者吗？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是被推上了需要自我证明我不是魔女的宗教审判或需要证明我不是间谍的国家审判。
5、围绕加害的情况和问题
简单的说，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就是在陈述，
- 2017年准备<Nolimit首尔>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加害行为；
- 参与<Nolimit首尔>的我也属于“Nolimit相关加害者”，据此把2018年11月22日东京的电影节上的事情正当化。
主要在当时批判团体上传的两篇文章基础上整理（1）的加害内容。
| （在提出问题者的文章和平昌答复的基础上）事件内容摘要及相关状况 | 提出问题者对事件的定义 |
| 1、在准备<Nolimit首尔>的对话群中，有为了基金创建「亚洲牛郎店、亚洲Girls Bar」的言论，对此提出质疑，但对话群的气氛就是，对此除了女性大多数人沉默，发表言论的人和对话群核心人物一带而过。（已退群） (2017/7/4) | 性商品化、性物化、女性憎恶、人种歧視、对东亚历史缺乏认识等对少数族群缺乏问题意识，导致出现此类暴力言论 |
| 2、提出问题者要求<Nolimit首尔>首尔事务局对此进行翻译，实现共享，但在这一过程中提出问题者的实名在首尔事务局对话群中曝光。 (2017/7/7) | 首尔事务局不可信。 |
| 3、提出问题者第一次把提出问题的文章上传SNS。 https://bit.ly/2OnhZiK |
提出问题。 |
| 4、东京方面与提出问题者联系。 | 开始加害。 |
| 5、东京方面上传道歉文。 (2017/8/14) https://bit.ly/2LhQ4mv (团体立场文章窗口下相关个人立场文章链接) |
排斥提出问题者。 |
| 6、日本开始性討論會 (2017/8/26) | 漠视问题的暴力行为 |
| 7、SNS文章：虽然不知道是对谁说的关于什么的话的形态，但批判提出问题者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 | 网络暴力攻击（加害行为） |
| 8、<Nolimit首尔>事务局发表正式立场，表示支持提出问题，并全力以赴确保不再出现同类问题。然而另一方面， -平时不支持天皇的日本人作为东京队亲善大使来到韩国，上传天皇陛下万岁的文章，首尔队人点赞（补充说明，这是讽刺提出问题者是连玩笑都不能开的人的行为，当然这可能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玩笑，但这种玩笑本身就是问题。）。 -无法限定主体和对象的批判文章（补充说明，这可能是误会）。 -首尔團隊發訊息給提出问题文章的人们，表示自己在问题發生之初就开始努力將问题公開分享以利討論。（但提出問題者在聲明中表示，是他們先提出要求，要首爾團隊將问题公開的，所以首尔團隊发出的消息与事实不符。）。 |
态度不一致，不可信。 |
| 9、开始向提出问题者发送个人道歉信息。 | 疑惑（为什么首尔方一上传官方立场，就发出个人道歉呢？） |
| 10、只是分享了关于<Nolimit首尔>的文章，却遭受了网络暴力攻击（来自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答复的内容） | 加害行为 |
| 11、提出问题者及对话群核心人物上传道歉文。 | 道歉並不真诚、道歉者並未理解被批評的问题本身这件事。 |
| 12、提出问题者第二次上传文章(2017/8/26) https://bit.ly/2U1QFMj |
呼吁停止加害 |
| 13、东京方面再次上传道歉文。 (2017/9/23) https://bit.ly/2LkQmcb |
对此未提及。 |
上述内容中，除了2和8，所有都是日本方面的情况。截止2017年该事件发生之时，我从未访问过日本OO聊天群，也不曾与相关人士见过面。也就是说这与我毫不相关。当然，对于上述谈及的原事件或加害，我也毫不知情。即使不是加害，提出问题者也表示「态度截然不同、不可信」的首尔事务局，也是在2017年6月首次在韩国与我见面，之后在我想邀请中国朋友参加活动的过程、以及把解放村<空房子>介绍给首尔事务局的过程中，仅透过线上聊天联系过。当时对2或8的内容（关于對首尔事务局的批判的内容）也是毫不知情。
我在8月初看到提出问题的文章之后，对文章内容产生共鸣，并分享到个人脸书上。然而当时朋友们已经从中国出发，为了他们我也一直与首尔事务局联系，这种情况下，比起不参加<Nolimit首尔>，我只能考虑用带着问题意識参加活动的方式。对此的应对方式就是举办讨论会。我很久之前就知道的团体<空房子Bin-zib>也面临类似问题（兩者都是完全对外开放的运动，也就是与过去運動中以意识形态去組織运动完全不同的方式，尝试构建一个自治的活动场所，未曾受过社運训练的人们、與具有一般社会意识的人们参与其中，应该如何应对各种歧視、暴力问题。），对这个部分的问题意识我也有，因此计划邀请东京OO的人们和<空房子>参与讨论这类问题。同时，我觉得除了日韩參與者以及部分台湾人之外的其他地区參與者，对提出问题的内容毫不知情，因此，从活动内部开始讨论这一问题的形式是有一定意义的，并向批判团体转达了这些想法。（<空房子>部分成员拒绝参加<Nolimit首尔>，其他几个人仅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我准备的活动。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哪种行为属于加害的范畴。我对当时提出问题者的批判内容产生共鸣。准备活动的我经受了<Nolimit首尔>其他参与者未曾经历的高强度排斥，对于排斥理由我联系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询问，但除了「与強暴文化、父權結構斗争」的回复之外，未能得到任何说明。我再次联系寻求调解仲裁，但在2个多月之后等来的卻是拒绝调解。
6、呼吁
批判团体和我对原事件（2017年<Nolimit首尔>准备过程中的对话群中发生的事情）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我觉得，透过正式抵制传达意向、不断尝试对话、个人拒绝参加活动等，都是个人的选择，是表达意向的方式。当时批判团体选择的方式就是拒绝对话和个人抵制。 现在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对我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就好像是这种方式的重演。但现在的事情绝不单纯是原事件应对方式的延续。首先，我不属于批判团体指认的加害者，也不属于加害范畴。另外，东京电影节中，团体和个人的权力相差悬殊，不是多个个人不参加，而是团体把某个人排除在公开活动之外。从这点来看，这属于侵犯人权的方式；而一个社運团体號稱自己有正義的理由就對少數个人進行的抵制行为，此種權力不對等更是嚴重。这种环境的差异表面来看一样，其实在行为上有着很大差异。因为这是加害于少数人的暴力。
上文中我也说过，一直以来我是支持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的活动的。而且我也一直在活动中与父權結構和強暴文化对抗。然而，不能说运动拥有正确的名義（反強暴文化、反父權結構等）等、朝着正确方向践行，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具体理由的情况下，成为践踏某个个人尊严的免罪符。参加<Nolimit首尔>的人们不是同一个组织，大家所想的也各不相同。参加的理由或原委经过也各不相同，对批判内容所掌握的信息的标准也是千差万别。但是，现在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把<Nolimit首尔>参加者称为「Nolimit相关加害者」后，就说他们自己是“与強暴文化、父權結構抗争”。这假如是建立在「<Nolimit首尔>参与者=加害者=父權結構/強暴文化同谋=应排除在活动现场之外」的逻辑之上的话，我认为这是一种无原则的扩大加害范围的行为，也是一种可能形成暴力阵营逻辑的危险思维方式。当然，我们应该关心受害者，团体的所有人也应帮助他们康复。但是运动拒絕交流沟通，把运动本身与受害者同一化，这是存在问题的，是再次造成其他伤害的开端。
在过去的5个月里，我已经经受了足够大的痛苦折磨。心理上变得胆小自卑，身体上也经受了痛苦考验。我丝毫不想在此列举我的痛苦，与对方比较说明我的痛苦的量更大或质更深。在解决运动内部问题的过程中，我坚信这是（在可能的标准范围内）对话、沟通、争论的过程，但是我不认为标准或方式的差异最终会走向互相敌视。我一直想努力在不带来更大伤害和损失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我曾发文要求说明并等待回复；之后努力透过调解仲裁开启对话并再次等待。即使说目前后遗症或伤害过于严重而无法马上开启对话，但也请不要形成恶性循环，透过毫无根据的不安和排挤而再次衍生受害/后遗症。我不想再被伤害，也不希望其他人也经受这种心里不安。对此，我向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提出如下请求。
1、请立即停止以无原则的扩大加害范围为基础的选择性排斥。
2、对东京的电影节现场发生的事情正式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2019年5月1日
- 本文采取个人匿名、团体实名的方式。我认为，某个个人的话，不仅是保护个人，在运动中个人也应该以无名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运动不能还原到个人的名字。而团体的话，以团体的名义决定，对团体的作为不得不应具备一定的责任感。 [본문으로]
- 在比既定时间延迟了30多分钟的情况下，所有参与者都很吃惊。期间，日本行動者们朝我走来，听说了A要求我离开活动现场的事情。虽然我当时深感疑惑、被侮辱，但我想我不能在不知为何的情况下被赶出去。但，另一方面我确实感受到了压力，觉得“活動因为我而延迟，还有可能被取消”。最终我选择了践踏自己尊严的方式，表示我將不发表任何言论，只安静地看完电影就走。日本行動者们询问A这样是否可行之后，才开始电影节活动。 [본문으로]
- 我在1994年开始参加韩国社会活动，但2008年开始定居国外。我与A有共同好友，所以在脸书上互相关注，但实际见面我記得大概有兩次：一次是2014年劳动节示威现场，当时互相介紹姓名后便一起出席了当日两水里（？）相关的会议；另一次是2017年6月在首尔一場学术会议中的同一場次见过一次。此后的接触就是在Nolimit事件之前，共有过四次。最初是发邮件沟通（為了討論我們第一次见面前的事情，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我与首尔某团体联系，询问是否能够提供该团体讨论会资料，当时A作为该团体的一员回复了我。）；之后三次是短暂的脸书聊天（前两次是A联系我，邀请参加活动、询问首尔空房子团体相关问题；最后一次是我主動联系，询问解放村相关的出版物问题）；最后一次的聊天內容中，当时居住在伦敦的我说，如果A来伦敦，我可以提供住所。我们之间是这种普通友好关系。<Nolimit首尔>活動当时，我們从未在线上、线下交谈或见过面。<Nolimit首尔>日程全部结束后，有一个台湾参与者主办的聚会。我认为這場聚会场所是A活动的团体的空间，所以发消息给A，问她是否也在聚会现场，但收到的回复是「正在抵制Nolimit”，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触。（后来了解到，那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场所，只是偶尔一起开展活动的场所。） [본문으로]
- 根据提出问题者的批判，有的人决定不参加Nolimit首尔活动，有的人带着提出问题者的批判和问题意识参加了<Nolimit首尔>，并以各自的方式分享思索内容。最初在对话群中出现问题时，也有人积极表示了同感，相当多人在提出问题者退群后，还继续留在对话群讨论、内部解决、批判。得知这一问题的日韩等行動者们也在各自的位置上思考，并在<Nolimit首尔>中开展了互相讨论、思考的活动。以下是这种活动中留有记录的活动名单。
7/12 創辦一個討論性別歧視問題的討論群組：东京的行動者2人、定居台湾的日本行動者、定居釜山的日本行動者、首尔行動者组成的全球各地的性差别性別歧視文化批判和改善的对话群
-决定透过Nolimit事先活动开展批判、改善各种文化的討論會。（因認為在相应活动准备过程中发生了问题，因此需要检讨、改善出现这类问题的日常文化。）
8/2 在东京團隊全体会议上，决定透过<Nolimit首尔>事先活动开展“性討論會”活动。
8/6 <Nolimit首尔>筹划组发表关于东京对话群问题的立场。
8/14 <Nolimit首尔>首尔事务局+朋友们反性暴力团建活动
https://www.facebook.com/641203586077076/posts/663225787208189
8/21 <Nolimit首尔>筹划组形成「性交流组」-制定自治区平等协约草案；向东京團隊提出关于问题现况的意见并要求改善；讨论关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性暴力的预防对策
8/26 东京性座談會
9/12 自治区平等协约公布；溪岛井性討論會
9/18 讨论会：东高圆寺和空村；讨论会： Sex work is a fucking work
9/24 发表措施指南 [본문으로] - 听到希望我离场的事后，我感到不知所措和被侮辱的同时，问道我现在是被排除在活动现场了吗，日本方面的行動者们以困惑的表情说到「是啊」，然后犹豫片刻表示，最终决定权在我，但是如果我离场的话，他们也会同行。如果我不离开，电影节可能会无法举行。在那种情况下，我判定，A利用作为主要嘉宾的权力向反奥林匹克会施压排挤我。然而之后再12月3日，我透过与反奥林匹克会的对话得知，反奥林匹克会行動者们的意识与我完全不同。
反奥林匹克会行動者们说，当时只是传达了A的「提案」或「请求」，在尊重D意图的情况下，实际上变成了施压的方式，对此向我表示歉意。当时在现场我问我是不是被赶出现场的时候，对于「是啊」的回答记不太清，但是可能是那样说的。但是，那是「在D直接问道不离开不可以吗的时候一时语塞」所说的话，但是那却被D当成了最终的决定。
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不是嘉宾，而是合作主办方。这一点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反平昌奥林匹克團隊过文书告知我，自己作为主办方，限制了「参与范围」。 [본문으로] - 第四，现场其他同事说我被排斥的原因在于，「在韩对OO的错误行为（性別歧視/帝国主义）批判方面，D为了改善与OO的关系，而参加了活动。A无法容忍D的这种行为。”。这完全是曲解，对于为何参加<Nolimit首尔>，去年我透过「匿名的多数」中的一名成员多次向<Nolimit首尔>批判团体转达。对于这一部分，A如同事实一般肆意传播歪曲内容，损害我的个人名誉，对此要求道歉。 [본문으로]